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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与对策》一文的评析

2016-06-29 17:30:42  浏览次数:

 

 

    陈方柱先生在《秘书之友》2016年第1、第2两期发表了《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以下简称《公文谱》)。随后,中国公文研究网为进一步推动公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活跃研究气氛,引导和吸引更多的公文学专家学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来,特在该网“本站专稿”“理论研讨”“专题论坛”三个栏目同时推出了此文,正式启动了这一专题的学术争鸣活动。笔者以为,认真开展涉及公文基础理论问题的研讨,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撰写此文,对《公文谱》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评析。

    一、《公文谱》值得肯定之处

《公文谱》在上篇谈了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问题和危害,从作者个人角度提出了一些希望公文学术界注意与思考的问题。诸如:

    ——近30年来,我国不少公文学论著、教材、文章,不看公文有“谱”无“谱”,随意在公文理论建设、知识和能力培训及学习鉴赏中,把多种不是公文的文章、材料、资料纳入公文范畴,滥竽充数,乱点“公文谱”,不仅把公文的理论建设、培训教育、学习欣赏搞得一片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使各类公文的制作、管理和使用无所适从,这一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解决。 

  ——在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状况下,公文简直就成了一个筐,什么文章、材料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往里装,公文与应用文的区别没有了,公文写作教材与应用写作教材的区别也没有了;更为严重的是公文学教材、论著、文章看起来汗牛充栋,实际上真正精深的理论探索并不多见,大多停留在低水平简单重复和互相传抄的层面,这就严重影响到公文学基础理论知识的普及及培训教育的广泛开展……

拜读此文,深感陈方柱先生肯于动脑、勤于思考的钻研精神和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无畏精神难能可贵。对于《公文谱》中谈到的某些问题,笔者感同身受。以张保忠先生的文章为例,其在多部著作介绍报告文种时,曾连续多次将纪实推介为“专题报告”。如《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释义与实务全书》(人民出版社,20125月第1版),阐释后所举的例文1是《在洒满阳光和爱的大地上——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纪实》,例文2是《建设一个更加美丽的新玉树——温家宝在玉树地震灾区指导恢复重建工作纪实》)。又如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党政公文写作要领与规范》(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5月第1版),也作了同样的阐释,举了同样的例子。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12年《条例》)规定,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纪实”是对事情或事件所作的现场报道。报道和报告,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怎能相提并论?笔者最近在一杂志“公文写作”栏目上竟然看到《病历书写缺陷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范》一文,读后感到尤为可笑,甚至惊诧不已,不禁要问:病历怎能成为公文?病历书写怎能视作公文写作?

      二、《公文谱》尚需商榷之处

《公文谱》在下篇谈了公文学界乱点“公文谱”的成因和对策。笔者以为,其观点大有需要商榷之处。比如,对文中的如下观点,笔者表示不认同:

——到了现当代,由于乱点“公文谱”现象和问题的出现,先后出现了“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等名称。

——将公文划分为“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那就必定还有一种“非公文”吧?为什么公文会这样划分,而文学、史学、哲学等都没有这样划分呢?这显然违反了逻辑学中的排中律呀!

——这就可以看出,有关“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的理论是伪理论;不少公文论著、教材正是利用这个伪理论来为它们的乱点作掩护。

——要明确公文的理论定位,公文就是公文,不必也不能附加什么“准”字、“法定”“非法定”等字眼。

《公文谱》把一些论著谈及的“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准公文”等概念统统视作伪理论,并提出从理论上彻底清理。笔者以为,这失之偏颇,理应正本清源

(一)关于“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

要正本清源,须厘清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2012年《条例》第八条规定:“公文种类主要有:决议……”很明显,有“主要”,就应当有“次要”,学界将公文处理法规明文规定的主要公文称作“法定公文”,将除此之外的次要公文称作“非法定公文”,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二是“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概念表达切合实际,早已约定俗成。三是“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比如:1951年发布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便函文种,1957年此文种被取消,取消后不再是法定文种,但仍可使用,使用时必须和法定公文函加以区别。又如,意见是1996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和2000年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新增加的、2012年《条例》依然保留的文种,显然它是由非法定公文转化为法定公文的。

《公文谱》在观点上的偏颇,与作者对于公文分类认识上的模糊有关。笔者在十多年前的公文专著中就提出了“法定公文”和“非法定公文”的概念,在随后发表的公文写作专论中又专门进行了具体阐释,《公文写作与评改禁忌大全》一书中更是作了系统论述。值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申以下观点:

——公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随着公文处理法规的颁行和逐步完善,法定公文的概念应运而生。要理解法定公文的概念,起码应先明确三点:一是法定文种由哪些机关规定;二是法定文种源自哪些文件;三是法定公文外延究竟多大。制定公文处理法规的机关应是中央机关,主要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规定法定文种的法规性文件不应该仅仅指公文处理法规,法定公文也不应该仅仅指某机关公文处理法规所规定的文种。法定公文是用党和国家机关公文处理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文种制作的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条例、规定、办法等也属于法定公文,确切地说是与具有红色版头和规范格式可以独立行文的狭义法定公文有所区别的法定公文。在公文研究中,狭义法定公文也可简作“狭义公文”。

——公文按法定地位分类,可分作法定公文和非法定公文。由于此分类过于笼统,因而可借助其他方法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分类;但须注意,进行多次分类时必须理顺好逻辑关系,不可随意将不同层次的分类结果并列。既然公文处理法规所规定的公文指可独立行文、具有红色版头和规范格式的法定公文,那么就应当有相应的非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可分作通用非法定公文和不通用非法定公文。通用非法定公文如规划、计划、要点、安排、方案、总结、制度、便函以及非正式文件形式的调查报告、领导讲话等;不通用非法定公文主要指未有明文规定而按照惯例在从事特殊管理活动中经常使用的专用公文,也可称作专用非法定公文。

——公文按功能属性分类,可分作狭义法定类公文、法规制度类公文和专用文书类公文。狭义法定类公文即前面所说的狭义公文。法规制度类公文,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规类公文和不具有立法权力的机关用规章名称制作的制度类公文(也称作“类规章性公文”)。专用文书类公文主要指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等机关依法使用的司法文书以及其他法定专用文书,主体则是司法文书。研究广义公文时,将司法文书列入法定公文之中未尝不可,其法定依据是相关法律规定和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书格式(样式)及其他相关规定;但在应用时宜遵循习惯用法,将通常所说的公文和司法文书严格区别开来。

——公文按适用范围分类,可分作通用公文、限用公文(即部分通用公文)和专用公文。法定公文中的狭义公文可分作:通用狭义公文,包括决定、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和纪要等;限用狭义公文,包括行政机关使用的命令(令)、公告、通告、议案等;专用狭义公文,如通令,军事机关法定使用。法定公文中的法规制度类公文可分作:通用法规制度类公文,包括规定、办法、细则等;限用法规类公文,主要指条例;专用法规类公文,包括党章(党中央使用)、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使用)、条令(中央军委使用)等。

  ——公文按行文方向分类,可分作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和泛行文。上行文是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行文,下行文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行文,平行文是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的行文;泛行文,是行文方向不单一、受文对象比较广泛的行文。

——公文按行文方式分类,可分作“独立行文公文”和“非独立行文公文”。独立行文公文,主要包括前面提到的狭义公文和专用文书类公文(司法文书按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制作的法律文书格式或样式直接行文)。非独立行文公文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法律、法规、规章,须履行法定程序后依法选择适当文种(令或公告)公布;二是不具有立法权力的机关用规定、办法、细则等规章名称制作的类规章性公文,一般用通知印发。三是通用非法定公文(如总结、要点、安排、计划、规划、方案、制度、领导讲话等)和某些专用非法定公文,一般对上行文时须用请示或报告文种呈送,对下行文时须用通知文种印发。

(二)关于“准公文”

“准”在“准××”这样的词组中是前缀词,词义为程度上接近某事物,虽然不完全够,但可以当成某事物看待的,如“准妈妈”指即将分娩而成为母亲的孕妇;“准军事部队”则指一种有异于正规军,其职能和组织类似专业军事部队,但不被视为具有同样地位的武装力量;如此等等。显然,“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

“准公文”虽然不是规范的法律法规术语,但它也确确实实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在著述中虽然从未使用过“准公文”这一概念,但并不否认它,更不会把它视作“伪理论”。公文既然有广狭之分,那么把公文处理法规所规定的15种公文之外的某些公文称作“准公文”则未尝不可。“准公文”的内容,如前所述,在一定条件下(和相应的法定文种结合使用)则可转化为狭义公文。我们平时所说的“公文写作”,自然包括公文的起草,而起草后的文稿在审核、签发之前,不妨可视作“准公文”。

《公文谱》仅把2012年《条例》规定的15种公文视作公文,而对其他公文一概排斥和否定,就连作者本人也未能自圆其说。比如他在提出对策时,曾举了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张清先生在《新条例背景下党政机关公文文种误用现象简析》(《应用写作》2015年第10期)一文中的阐述:“对于‘规划’‘总结’‘细则’‘要点’‘计划’等非法定公文,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借助‘通知’‘报告’等法定公文文种加以印发上报。“非法定文种要上报或下发时,应该从法定文种中寻找一个替代文种作为载体,载运着它行文。”陈方柱先生对此作了如下肯定:“张清先生的意见和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文种误用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伪理论引起的。如果公文学界没有‘准公文’‘法定公文’‘非法定公文’这种按伪理论分类的方法,张清先生所揭示的这种公文文种误用的现象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是我们提出纠正这种伪理论的理由之一,也是把好公文质量关的一条重要措施。”通过分析不难看出,陈方柱先生否定非法定公文,却又承认了它的存在,整篇文章可谓前后矛盾,从逻辑学的视觉考量是违反矛盾律的,这本身也是对自己抨击“伪理论”行为的一种否定。

从总体来看,《公文谱》虽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观点过于偏激,通篇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理据论证。全文指名道姓点了所谓“乱点公文谱”的专家学者,总共多达15人,不仅抨击面广,而且“伪理论”的帽子很难与实际相符,有的纯属主观臆断的误判误评,大有曲解和贬低众多同人劳动成果之嫌。

 

注释:

①栾照钧《公文病误矫正指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3月第1版;《公文病误矫正指南(增订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1月第1.

②栾照钧《法定公文及其分类之我见》,《秘书》2008年第2期。

③栾照钧《公文分类难点疑点盲点探讨与思考》,《办公室业务》2008年第4期。

④栾照钧《公文写作与评改禁忌大全》,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12月第1版。

 

 

  (此文刊载于《秘书之友》2016年第6期,作者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顾问、中国公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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